Teddy bear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仔细拜读后，觉得信中的思想性很强，能有机会就学术上的问题向Teddy bear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非常感谢北方网给了我与Teddy bear兄相识的机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热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并且能为创造出来一个全新的自由环境而共同努力。因此，希望Teddy bear兄能经常写信来，就叫我Junis好了，因为这就是我的英文名，被这么称呼我感觉很亲切。

　　前两天，浏览论坛时，一时有感而发，写了《读‘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有感》。没想到这篇拙作竟得到了各位好朋友的强烈关注，我实在感觉受宠若惊。说实话，我当初写这个帖子时，并没有考虑太周详，内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其中有言辞过激的地方，还望Teddy bear兄海涵。

　　古语有言“弗知而言为不智”，而我看过《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这篇文章之后，就深切的感觉到，文章的作者正是犯了“弗知而言”的小毛病。文章的初衷是好的，想要唤起国人的良知、增强自信、摒弃鄙陋、改革创新，但作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常识，没有把文章写深写透，举的例子更是有失偏颇。全文前半部分过于“右倾”，完全没有民族气节，自认中国人从天性从文化根基上就劣于其他民族，被侵略也被他说成了罪有应得；后半部分又过于“左倾”，幼稚的认为中国人只要经历了“弱肉强食的竞争淘汰”，就能优生出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人，甚至可以侵略其他国家“雪耻”。呜呼哀哉，一篇很好的题目就这样被歪曲糟蹋了。

　　于是，我跳了出来。为了避免我们的论坛，被人误认为水平太低，任由如此劣质而且存在严重原则错误的文章在论坛上流传，而没有人能出来指正。

　　我写了几句激烈的感想，想要作者理解我的想法。因为在我看来，唤醒人的思想，就得投出匕首，而不是痒痒挠。

　　我的认识就包含在《读‘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有感》里，Teddy bear兄能对我的观点给与支持和理解，很让我欣慰。Teddy bear兄在信中所提到了有关“儒学”的看法，在此我也想把我在《读‘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有感》中未能详述的观点，和Teddy bear兄交流一下，取长补短，偏颇之处还请Teddy bear兄指正。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日本》一文中，如何将“儒学”进行了三分法，我已经记不清了。既然Teddy bear兄提到了“道德挂帅原则”，那么我就从“儒学”中的“德”说起。

　　儒家的各种著作中，并没有给“德”一个很明确地解释，综合从孔孟到明清各家各派的理解，儒学中的“德”可以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几方面的内容，“德”在儒学作品中大多数时候是指一种行为准则，如果从字面上将“德”理解为道德也还算合适。在欧洲早于基督教、在中国早于儒教。宗教常常把一些普遍的道德规范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对各种伦理规范进行“包装”，从而加强自己的生存力。至于孔子创立的“儒教”,则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是对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存在的道德规范的概括和体系化。只要看一看有关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资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孔子孟子的儒学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许多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了，而这些道德准则无疑不成为了此后各种宗教学派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作一认真的思考,就不难找出儒教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等道德规范的生物学和社会进化论的起源或基础。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打破了这些道德规范的限制，我们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我们可能会象土著一样认为人吃人是勇敢的表现，或是认为父女乱伦是正常的性生活，亦或是可能把象小良那样不忠不孝的家伙奉若自由的神明。

　　我相信Teddy bear兄并不是希望社会变成这种样子吧，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道德仍然是保证人类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既然人人都要遵守道德规范，那么做得好的人，有道德的人为什么不应该被我们敬仰呢？其实认为有德者应该被敬仰的，又何止仅是中国人，就是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不也是需要道德水准超过常人的人来做领袖吗？克林顿因丑闻，被媒体不断曝光，并受到国人的唾弃，不正是美国人民要求领袖提高道德水准的具体表现吗？事实上，当今的西方社会在痛心疾首于本国人民道德沦丧的同时，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儒家学说，事实证明，中国儒学所拥有的“统一性”和“不变性”，正是民主国家克服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散漫的法宝，是保证社会进步健康发展的良药。另外，在经济领域中我们也能找到“儒学”思想被重视的例证，例如“人本管理”理论这样全世界都认可的先进的管理体系，衍生它的基本理论就正是儒学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政治”理论。既然，全世界都回过头在中国传统的“儒学”中寻找治世救世的理论，作为中国人我们又有什么道理轻视或者反对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呢？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次轰轰烈烈的反对“儒教”的文化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否定普遍的人性、激烈地批判传统,但是他们利用的恰恰是儒教传统伦理中的“忠诚”的观念来煽动红卫兵;“斗私”的口号也只是“克己”的传统伦理的翻版;“团结”、“搞五湖四海”的口号更是来自于“和为贵”；“天下为公”；而“献身”、“牺牲”等道德口号也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名义上是铲除旧道德观念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被人粉饰之后利用的儒教思想工具罢了,它的作用就是帮助“四人帮”达到一时的政治目的。

　　在我的理解，Teddy bear兄所反对的“儒教”或者“儒学”，可能更接近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然而，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儒理论，只是以反“儒学”为表象，本质上反对的则是封建制度和“礼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有四大特征。第一，新文化派在批评中所说的“儒学”或“孔子之道”、“孔道”、“孔教”、“儒教”等实际上指的应该是封建礼教。第二，新文化派从不否定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但反对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来支配现代社会。第三，新文化派的“非儒”言论大都针对当时尊孔复辟的逆流而发，具有鲜明的现实色彩。第四，新文化派即使在态度最为激烈的时候，也总是反复申明自己并不是真的反孔子或儒学。(欧阳军喜在《历史研究》今年第3期)。历史证明，“儒教”只有被统治者利用，变成统治的工具，片面地夸大“忠孝礼义”，而追求“存天理灭人性”，形成“礼教”的时候才是毒害人民的罪魁祸首，它产生的根源在于极端集权的统治者和封建的制度，与“儒教”宣传的道德观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

　　刚才说了说“儒教”中的道德准则，下面再说说“儒教”对商业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儒教中的确有歧视商人和商业活动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也的确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但是,这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儒教传入日本也同样传播了轻商的观念,幕府时期也同样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然而在幕府晚期,不仅商业活动大大扩展,而且出现了许多类似西欧自治城市的城下町城市。其原因是日本当时的制度结构容许民间活动的相对自由。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和朝鲜李朝时期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和朝鲜李朝时期，政治权力和制度结构限制了社会发育,官营企业占统治地位(唐宋时期官营企业已是“主体”)，行会与官僚的勾结压抑了经营自由,政府的边境封锁以及“海禁”措施更妨碍了外贸的发展。

　　如果能仔细的研究中国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恰恰是产生于“儒学”迅速发展的明末清初时期。如果“儒教”尊农抑商的观念确实如Teddy bear兄所认为的那样强大，那么这样的事情将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说，资产阶级以及资本制度的出现，有其自身内在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逻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类似于胡雪岩这样的商业精英受到迫害和摧残，并不能归罪于“儒教”在人民中的深刻影响，而是因为集权官僚政治敌视、限制社会发育与个人自由的发展,这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读到这里，Teddy bear兄可能会针对现在的实事有所想法吧)

　　至于日本得到迅速发展，从文化层面分析的话，我认为还要大大的归功于“儒教”在其国家内根深蒂固的基础。在日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著名学者沟口雄三认为，日本儒教伦理与江户时代的世袭阶级社会有深刻的联系，这种伦理非常易于适应日本的工业化。

　　当今，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中，民间社会的儒家伦教的积淀仍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小传统，与儒家精英、文化大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儒教”在私有化改革、现代化建设、以及民主自由体制的维系上，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并且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人类的自私心。”这句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韦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的。不过，韦伯学派的其他两位著名学者，熊彼特和希尔斯很快修正了他的这种说法。熊彼特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作用的是传统社会的一些制度与结构；希尔斯在他的名著《增长的社会极限》中,强调的则是传统社会的伦理资源。希尔斯指出，“市场经济在其早期阶段的成功”,是建立在“前市场社会的精神气质的肩膀之上的”。他同涂尔干一样认为,传统道德给予个人欲望和行为的限制非常重要,没有这些传统宗教信仰中的“美德”的作用,仅仅通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私动机就很难达到有益于社会的客观效果,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成功。他认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传统道德因素有五个:“真诚”、“信用”、“承诺”、“约束”、“义务”。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五个道德因素在“儒教”中早就存在了,根本不是随着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新伦理因素。

　　无论怎样，真正的“儒教”宣传的并不是“假大空”，而是“真善美”。只有别有用心的独裁统治者或者象“四人帮”那样的跳梁小丑，才会歪曲诬蔑“儒教”的思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对人民危害最大的就是腐败，但腐败不是“儒教”中的道德标准，而恰恰是“儒教”道德沦丧的表现。想要克服人类的劣性(不只是存在于中国人身上，而是全世界的人身上)，避免欺骗和尔虞我诈，使竞争公平有序，我们非但不能反对或者打倒“儒教”，更相反我们要坚决维护、建立和发扬光大“儒教”的思想精华。

　　最后让我借用韩国总统金大中，在《文化决定命运吗？》一文中的话结束我的论述，希望我们能更加深化自己理论，使我的真正发现社会中的症结，使得针砭时弊也能做到有的放矢。

　　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进人权方面，亚洲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最大的障碍不是文化遗产，而是威权主义领导人及其辩护士的抵制。亚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很多东西。它趋向民主的哲学和传统等丰富遗产，可以对全球民主的发展作出意义重大的贡献。文化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民主。……金大中

　　Teddy bear兄，我的信就写到这里吧。真心的盼望能得到你的回信。我的这封信中大量引用了别人的论述和观点，确有拾人牙慧之嫌。不过这些也是我所欣赏的理论，希望能对你我的思想有所补益。

　　此致

　　敬礼

　　Junis

　　2002.06.07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