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摩托罗拉到曲波

　　摩托罗拉对天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0年来，摩托罗拉在天津建成了亚洲通讯产品和半导体集成生产中心两大基地，总投资扩展到34亿美元。去年摩托罗拉上缴税收为50亿元人民币，占天津财政收入的1/6左右。天津市市长李盛霖曾将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交给摩托罗拉公司董事长兼CEO高尔文，宣布他获得了“天津市荣誉市民”的称号。但即便如此，外界仍怀疑：“天津，能永久留住摩托罗拉吗？一旦摩托罗拉出走，天津将面对怎样的局面？”

　　过去，天津常常自豪于自己的区位优势：东边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天津港，拥有我国第二大集装箱码头；西北边的天津国际机场有中国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据说那里也是当年俄罗斯倒爷的发家地)；京津唐高速公路横贯东西，距北京只有一两小时的路程。但是，类似的优势其他城市也有。比如苏州，除了不直接拥有港口外，其他的区位优势一点也不输给天津。而且，华东正在恢复历史本来的经济面貌，江浙一带产业空间大，辐射范围广，配套能力强。

　　相比之下，天津似乎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有人说，天津近年来的境况与天津足球的表现如出一辙。“在70年代的时候，天津足球几乎是民族英雄，当时访华的外国球队差不多都被天津队拿下。但是这几年，甲A联赛就跟没有天津队似的。天津队好像每年都去，每年都是中游，夺冠没有份儿，降级也没有份儿。”就像曲波，人们已经把他当成是青岛的球员，鲜有人提及他的家乡天津，以及天津足球对他的熏陶。

　　更糟糕的是，天津似乎正在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天津现在不再是“经济地震”的多发地带，甚至是在一些经济“大片”中，天津也没能成为主角。前段时间与日本丰田的合作，在前台“争名逐利”的只有一汽和丰田，日经BP社的编辑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天汽的“失语”。

　　“失语？”一位天津工商界人士并不认同这样的评价，“做生意最重要的还是赚钱，北京和现代汽车的合作也很热闹，但现代怎么能跟丰田比？热闹不等于赚钱，天津的企业相对要务实一些。”

　　他的观点得到了陈雷的支持。作为摩托罗拉的公关经理，原籍青岛的陈雷已经认同了自己“天津人”的身份：“最近几年，天津的市容、市貌比起北京、上海来要差一些，但是天津把钱用到了实处，比如管网建设。”务实，可能是天津工商界乃至整个城市的普遍态度。但务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人看来，务实与保守只一步之遥。

　　沉重的翅膀

　　中海房地产曾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发过多处高档楼盘，几年前中海也涉足天津市场。但现在，中海似乎已经对天津市场失去了兴趣。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海无意再纠缠天津市场了，“天津市场是一个畸形的市场，它直接就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即便是与杭州、成都等二级城市相比，天津的房地产市场也只能用不温不火来形容。“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它的高档楼盘操作空间很大，不会受到价格战的干扰，成都人舍得花钱。而天津就不是这样，天津人可能很有钱，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高质高价。”中海房地产的这位工作人员认为，天津的开发商和消费者实际上并不成熟，所以市场才会很平静，没有大起大落。这样的成熟只是一种表象。

　　用某广告公司负责人陈先生的话说：“一个企业经营到一定规模之后，需要打品牌，这不是表面文章而是一个气势的问题。都做在实处未必是好事，企业是如此，一个城市也是如此。”

　　天津人对于天津的保守，还有另外的理解。一位工商界人士说：“天津的问题出在中层，一个庞大的中层，是他们产生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个事例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脚。天津有两所渊源很深的美术院校，如果双方合并将大大增强整体实力，实现“双赢”。两所院校的老师和领导也非常支持合并，但是问题在于，两所学校分属不同的系统，“合并后，会有一个主管部门失去一所大学，牵扯到了部门利益，所以合作最后不了了之。”一位相当接近真相的人士告诉记者。

　　在这方面，泰达(天津经济开发区)倒是开创了另外一种风气。

　　18年前，泰达还是一片盐碱滩，当时土地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5元人民币，很难想象，日后这里会聚集150多亿美元的投资。美国《财富》杂志称泰达是：“中国最受赞赏的工业园区。”全球500强中有34家投资于此，而且，有些企业是依托泰达才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比如在内地发家的顶新集团。

　　1994年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准备来华投资，候选的“着陆点”有天津泰达和上海浦东。诺和诺德向泰达提出一个条件：能否帮他们获得中国有关部委的项目审批？泰达的回答是：“不是我们帮助，而是由我们去办。”诺和诺德最终落户天津。如今在全国开发区都热炒的一站式服务也是泰达率先推出的。听起来有些夸张，在泰达，4小时可以注册一个新公司。

　　天津一家外资银行的负责人对泰达相当满意，他说：“只有官员的素质提高了，才能明白什么应该严格把关，什么应该灵活执行。只有缺乏自信的官员，才是YESORNO。”

　　泰达开发区负责人李勇向记者介绍，目前，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培训，从10天、20天的短期培训到系统的MPA课程一应俱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向大家灌输一种精神，那就是投资者就是上帝，要为投资人服务。

　　但眼下的问题在于，泰达的思维方式能否改变整个城市的主导氛围？

　　外资引擎与仿真的国际环境

　　泰达代表了天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与重工业板块的积重难返相比，天津的外向型经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99年天津出口总值达到110.78亿美元，在全国排名中仅次于上海和广东。

　　原先很多经营不善的企业因为成为外资企业的供应商而咸鱼翻身，比如原本濒临倒闭的天津纸盒五厂，在成为摩托罗拉的外包装供应商后，一跃成为利润大户。有趣的是，在一些同类的案例中，合作的主角多是天津当地的国有企业。天津似乎钟情于这样的思路：“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造。”这与华东地区在利用外资上采取的“老乡+老外”的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津商学院的王炳才教授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津经济的活力不足。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通常由中小企业体现，天津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工业板块相对较大，小板块的民间资本不发达，而在利用外资上，天津也更注重于原有工业板块的改造升级，所以外资对于民间资本的策动不足。

　　“来天津的外企最先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所以也需要当地大企业的支持，”一位天津工商界的人士解释说，“中小企业就没有太多存在的空间。”反过来，这样的环境也不适合中小外资企业来天津投资，这似乎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天津外向型经济的模式与苏州崛起的模式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苏州等华东地区的崛起得益于台商的拉动，而天津的发展则要感谢诸如三星、LG这样的公司。据说在中国136家韩资IT企业中，82%的企业分布在华北，这与台资企业的分布情况刚好相反。而在这136家企业中又有64家企业在天津。今天的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国内韩国投资效益最好的城市和韩国人最密集的城市。天津目前至少有3万韩国人，他们已经开始融入天津社会。

　　泰达负责人李勇表示，实际上他们现在也非常注重中小企业的招商。仍然以韩资为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企业已经做好了在华的布点，下一波来华投资的热点将是中小企业。泰达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希望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赢得更多的先机。

　　在天津著名的解放北路上，当年各大银行的大楼依然矗立，天津显然不希望只把它们当作万国建筑博物馆。外资的拉动也使天津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社会配套资源。在天津最高档的写字楼里，云集了世界知名的银行——摩根大通、东亚银行、法国银行、荷兰银行、日联银行、新韩银行、渣打银行等等。李勇说，这些银行为天津构筑了一个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无论是100多年前的银行街，还是今天的写字楼，天津要做的都是尽快恢复其投资中心的本来面目。

　　双城记

　　说到天津不能不提北京，这两座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间的竞合，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在看得见的赛场上，京津间的快意恩仇如水银泻地。好比甲A联赛，只要是和北京踢，天津的主场一定爆满，比赛结果倒显得无关紧要。但合作也没有停止过，来自北京的金志扬带领天津队打出了近几年来最好的成绩。说到经济间的往来，只要看看繁忙的京津城际特快列车就可以知道了，大包小包的旅游者并不多见，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才是列车的主角。除了火车，京津唐公路也将两座城市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些房地产商曾尝试把天津作为北京的“卧城”(卧室)来发展，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两个小时的路程其实很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文化。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天津与北京虽然相距只有百余公里，但是文化渊源却不相同。依托京杭大运河的漕运，鸦片战争开埠后的海运，码头文化和市民文化一直是天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北京皇城帝都的渊源相去甚远。

　　所以，产业和经济上的京津联动可能是更具操作性的话题。天津商学院的王炳才教授认为，天津的智力总量、吸引资金的能力都决定了它的优势仍然是工业，或者说仍然是制造业。特别是目前在市场上表现良好的食品加工、服装加工，以及石油加工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人均资本装备水平比较高，这是一种有利的格局，”王炳才说，“实际上京、津、沪都应该发展一些资本相对密集的工业，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出自己的比较优势。”

　　泰达开发区的李勇表述得更为明确，天津要成为无线通讯和电信制造的生产基地，“简单说，就是要把天津建设成为手机之都。”

　　去年，国内5部手机中有1部来自天津，4台录像机中有1台来自天津，3根焊条中至少有1根来自天津，这种以电子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制造能力足以使天津傲视同侪。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自己的优势不断发挥出来，是留给天津的一个话题，这样的话题显然并不仅仅是针对北京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