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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免去寒暄，切入正题，和你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中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问题，兼说人口与汽车。
前不久在北方网转载过一个帖子，是经济学家讨论中国GDP高增长率和低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矛盾，但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实际上这个争论和fengjikou朋友提起“人口与汽车”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经济要发展就需要增加消费———也就是需求和增加生产———也就是供给。一般来讲，规范市场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是消费主导型，也就是需求拉动供给，而追赶经济更多的是供给促进消费。
目前中国出台了拉动需求的三架供给马车———MY CAR；MY HOME；MY PC，并以此作为产业链拉动整个工业的升级和发展。由此，资源配置会优先向这三大产业群倾斜。目前初步出现了象电视机等行业出现过的此消彼长，你追我赶竞争局面的苗头。其中在汽车领域的确存在你所忧虑的问题，供给过剩并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局面。
这个现象和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样是个矛盾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最终是要依靠人口增长的。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最头疼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怎样鼓励人们多生孩子。而中国则需要增加城市人口增长率，限制农村人口增长率的方式以便完成人口结构的调整和素质的跃迁。而这在政策上操作起来有很多困难。人口总量越少往往调整越容易完成，所以马先生在新中国刚成立资源还很贫瘠的时候呼吁限制过度的人口增长。
至于目前的供给过剩(汽车)，应不应该限制，怎样限制的问题个人以为在货币资源配置和行政政策方面不应该强行限制，因为那样会限制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可以适当设置技术壁垒来限制市场参与，规范汽车产品指标，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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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jikou)
仰望星空，你好！谢谢你给我发帖，我想这个题目大家一起讨论为好，实际上北美的朋友很快响应了，说明大家关心这个非常宏观但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积累和消费是国民经济调控永恒的主题，政府要员和经济学家无不关注这个问题。我不是学经济的，因此不能很好的从理论上和你探讨，但我愿意通过讨论学习一些东西，还望得到你的指点。
中国现在的确面对很高的GDP增长率和低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矛盾。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202亿元，增长1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911亿元，增长8.8%。住房、通信、旅游、教育、汽车等消费热点逐渐形成；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积极启动民间投资，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带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收入18914亿元，增长15.4%；支出22012亿元，增长16.4%。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309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13.4%和4.8%。
在一系列积累和消费数据的背后，看到我国政府的努力和显著成绩。与此同时，2002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农村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3%。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2.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0.2%。居民消费价格中，服务价格上涨1.8%。呈现总体下降，局部微弱上升的局面，矛盾清晰显现。
众所周知，只有加大积累和投入，才能保持GDP稳定增长和国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只有刺激和扩大消费，才能保持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中国1992年的迷茫和朱总理上任初期面对困难正是表现出当时国家积累和消费出了问题，当然还有当时的政治和其他因素。
当前，我国在积累投入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消费不足是突出矛盾。积累和消费是一对孪生姐妹，互为依托，理想状态是良性互动。通常，拉动消费主要靠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两个车轮。
扩大内需的方式国家用了不少，如你所说，MY CAR,MY HOME,MY PC，就是当前的热点，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总体上仍显乏力。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元，达到40911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5898亿元，增长10%；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5013亿元，增长6.8%。国家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就是最好的晴雨表。我认为，主要矛盾在于城市大多数人购买力不足和广袤的农村购买力低下，特别是后者(仅增长6.8%)。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农村人口必须尽快向城市转移，中小城镇必须向特大型城市聚集。中国内需未来的希望，在于经济和产业纽带下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和结果。当然，还有更为复杂的其他问题。
出口是扩大消费的另一个车轮。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其中，出口总额3256亿美元，增长22.3%；进口总额2952亿美元，增长21.2%。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可以说是半壁江山。但是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使中国面临很大的风险，国外感冒，中国要打喷嚏。此外，入世后的WTO规则，总体上有利与我们，但是也限制了我们很多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出口，这对于刚刚解决温饱的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还是那句话，中国的任何问题离不开人口，脱离人口谈问题没有实际意义。马寅初的观点又和你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了。先谈到这里，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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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fengjikou，你好！
非常感谢你热情，详实而明晰的回复。非常钦佩你让事实(统计数据)说话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态度，而你对经济领域的熟悉和表达的严谨也让包括我在内许多学经济的人感到惊讶！很高兴和您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借鉴。如果可能您可否透露一下所学的是什么专业么？
看了你的帖子，感觉你基本从事实层面鸟瞰了宏观经济层面的状况，动态和趋势，并提出了一些很有启示的见解。
美国经济学家Paul M.Johnson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科技创新是21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这和你的观点一致。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对处于追赶经济的国家来讲，相当一个时期都会是——供给拉动需求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投资特别是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要高于社会对消费部门的分配。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的是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更新设备和提高硬件设施档次，而不象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只需要修修补补。所以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成长分析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消费部门的增长率高许多。由于资本·工资比率较低，国家的资金优先建设大型项目，企业的利润优先投资设备和扩大生产规模，所以企业员工，包括通过税收等手段向非生产部门(农村等弱势人群)的再分配和收入往往增加不多。造成平均消费能力增长乏力。
出口加上公共投资就是日本当年的经济发展飞跃模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到这种模式存在内在的机制缺陷。其就是容易出现通过金融，发行国债等方式在短期内强行添补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落差。造成产业结构和消费文化畸形。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有没有第3出路和方法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好在我们将政策靶子定在了个体消费者上，这是个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也是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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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jikou)
仰望星空，很圣洁的名字。以前看过你的一些文章，头脑清晰，观点独到。你对文化问题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下午到现在一直很忙，坐不下来。因为回答你的帖子需要冷静的思考。我今天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和你讨论，说不定等一会要停住。在专门学经济的人面前，我只能是个学生。我是学理工科的，业余时间喜欢涉猎其他一些东西，包括经济领域的问题。我觉得，学校只能给我们最基本的知识，真正的知识要通过思考，在社会实践中吸取。譬如，我自己肤浅的文学知识主要不是来源于语文课本，而是大量的阅读，理解，积累和心灵的感受。
言归正传。“美国经济学家Paul M. Johnson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科技创新是21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这和你的观点一致。”我和美国经济大师的观点相同，只能是认知的巧合。中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两个国家，后者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预言，但是它的预言不包括中国。只有Paul M. Johnson说出了正确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前进的强有力的引擎。我原来打算写一篇关于中国城市化方面的文章，一直没有时间。
你的主题是矛盾的经济现象，这一矛盾现象表现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应该说你抓住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逐渐显现的表层和外壳，用经济学的观点说，就是通货紧缩。不管高层次的经济学界是什么观点，我坚持认为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通货紧缩的门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深层次的，是改革开放从初期，中期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通过20多年历史的链条定性和定量分析这种现象和原因，从而找出一些有意义和有启示的结论。
抛弃意识形态，我们先确定两种经济类型国家的定位，你讲到“规范市场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是消费主导型，也就是需求拉动供给，而追赶经济更多的是供给促进消费。”那么，发达经济国家---消费主导型；追赶经济国家---供给主导型。我们的观点一致。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追赶经济国家，已经为繁荣昌盛追赶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来，中国政府为此投入了几十万亿的(我没有具体统计)固定资产投资，初步建立了强大的，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体系。
消费主导型国家已经建成了高度富足的社会，在保持经济低速增长的同时，主要思考如何最大限度拉动消费，人口拉动，信贷拉动，出口拉动，甚至包括美国式的战争拉动。
供给主导型国家和消费主导型国家同样面对鼓励消费的问题。但是，它们采取的策略，表现的形式和思考的问题截然不同。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处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包围之中，脱离世界经济讨论中国经济是不可能的。我想，中国高层目前必须思考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你的主题揭示的表象。我们把国内经济作为重点，兼顾其他可能更便于讨论。
中国的积累与消费关系一直在震荡中交互。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力很弱，积累能力有限，消费水平很低，尽管有几个阶段的波动(包括三年自然灾害)，相互关系还没有太大的震荡。我在第6帖讲的“中国1992年的迷茫和朱总理上任初期面对的困难正是表现出当时国家积累和消费出了问题”，其实是离我们比较近的时期的两个拐点。其原因你一定知道，故不祥述。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一页。小平同志的讲话无疑是正确的。从1993年起，中国经济出现了更高速度的增长。我国南北东西进入了高积累的旋涡，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比比皆是。由于宏观调控不利，90年代中后期已经进入通货紧缩。199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紧缩延续到现在仍然在发展，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而高积累的背后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佳和投资效率差。在长期的高积累政策下，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受到压抑，消费投资比率不断下降，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一直被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所掩盖。消费不足导致中国的生产过剩时代过早到来，过剩又导致企业效益下滑进而导致投资急剧萎缩，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出来进而加剧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决定了这一压力将是中国经济今后的一个长期矛盾，因此需要将短期的刺激政策与中期改革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协调起来，着眼于提高增长质量和投资效率从而改变高积累政策。
中国的通货紧缩主要表现为你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椐我观察是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形成的。从那时开始，我国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启动经济，如自1996年5月到1999年6月三年间连续7次调低利率(这两年还在不断下调)、不断追加政府财政支出和扩大国债发行以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等，甚至连征收利息税、大幅度扩大高校招生都成了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政策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也从力求稳健转向极具扩张性。然而，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并没有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趋于旺盛，虽然短期显现出一些效果，但总体上还在继续朝恶化的方向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七八年时间。
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把讨论重点放在消费上。恰恰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判断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的最重要依据。零售物价总指数(RPI)从1997年10月起到现在连续几十个月下降，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样从1998年3月起持续几十月下降。我在第6帖提供的2002年的消费价格指数表明下降仍在加剧。因而判定我国进入通货紧缩证据确凿。
我看过某些经济界人士的文章，他们否认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下降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有当物价水平下滑伴以经济衰退(经济负增长)和货币流通量下降才是通货紧缩。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正值，而且速度还不低，因此中国经济并未出现通货紧缩，至多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某些迹象。
我觉得，这种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衰退”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早期的经济波动中，经济衰退一般表现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下降，即经济陷入负增长。但是在二战以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中，人们却很少观察到这种剧烈的经济波动，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较少表现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下降，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增长速度的下降，经济总量绝对下降的情况也不是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就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经济学家把这种表现为增长速度上升或下降的经济波动称为“增长周期”，以区别于经济绝对量上升或下降的“古典周期”，而把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的经济衰退称为“增长型衰退”。依我看，把我国现在的通货紧缩称之为增长型衰退未尝不可。
在中国，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运行经历了多次古典型的周期波动，但近20年来更多地表现为增长型波动，甚至在波动相当剧烈时也没有出现绝对的负增长。出现这种增长型而非古典型波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罕见的持续高增长(从1978年到现在年均GDP增长率为9%左右)，很难有什么力量把这种高增长状态一下子拉低到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同时不断对经济生活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改革，经济波动幅度日益减弱，例如1994-1996年中国经济的成功“软着陆”。
尽管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增长状态并且增长率也不算低，但从1993年开始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也相当明显，GDP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一路下降到去年的8%。但我们必须区分其间的两个不同阶段。在1992-1996年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中央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来控制经济过热的局面。但从1997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形势出现了变化，我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尽管扩张性政策的强度不断加大，但经济增长速度仍持续下跌，1997年为8.5%，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以后一直在7-8%之间徘徊。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增长型衰退”。配合同期价格指数的不断降低，通货紧缩清晰可见。
有一个现象应该关注。为什么中国经济呈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仍在增加而不是收缩。我认为，根据货币增长方程M·V=P·T，当以价值形式表示的总产出(方程右侧)仍在增长时，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保持不变，货币供应量M增长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唯一可能就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抵消了货币流通量的不足。而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近些年来货币流通速度也在不断放慢。这就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仅要与经济总量的增长相适应，还必须有部分增加来抵消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通货紧缩所伴随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不是收缩。这个问题恰恰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软肋，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另一个主题，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
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难治理，通货紧缩调控不好的危害远比通货膨胀要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你的议题的确抓住了当前我国社会和经济领域一个值得警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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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fengjikou，和你讨论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经济学一向被称为忧郁的科学，但你的讨论中却时刻洋溢着生机。面对困扰和衰退，有时候最需要洋溢着生机的智慧来提示未来。有人说经济学不善于改造世界而善于改造世界观，我也投半票赞成票。希望我们的讨论能碰撞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不做长篇讨论了。对于消费和创造有效需求的问题上我们基本统一了。欢迎加入后凯恩斯主义的阵营！
就你所谈的内容提出几个新的问题作为简单的回答：
1、中国经济的追赶路径应该采取(或者说顺应)什么样的方式？
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而这一切的基础又是探求对追赶经济来说，是否存在稳定的增长路径以实现从低态均衡向高态均衡跃迁(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
如果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稳定路径的话，那么追赶经济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减少完全失业和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这样一来，消费的主角就是政府和富人(不仅是货币资本)。以此来引导消费或者说创造对普通人来说的美好生活憧憬。我认为这一模式基本正确。
2、货币方程中流通速度放慢的证据是什么？希望能解释一下。
3、对于货币方程指出一点：
方程中的M是抽象货币而不是实际发行的纸币。假定实际发行纸币为Mo的话，则有T'=(M-Mo)V/P，这个T'就是政府要为国企改革，金融机构调整，建立规范制度所支付的帐单。
个人以为开放人民币市场应该至少放在2010年后，为T'的充分贴现提供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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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jikou)
仰望星空，同样，和你讨论问题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经济学是十分枯燥的，你们学经济的人首先要耐住寂寞。讨论任何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问题更需要洋溢激情，使枯燥的字符中跳动智慧。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科学和完整的世界观，才能提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虽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可能没有改造这个世界的机遇。从辨证思维的角度看，我投全票。
你提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革命”的产物，迄今已经发展得比较完整。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缺乏合理、稳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一方面造成微观金融理论在模型演绎中完美无缺，而在实践中往往形成集合谬误，例如“布莱克——斯克尔斯”期权定价模型被赞颂为“20世纪金融领域的重大发现”，两位经济学家并被授予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由他们领导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并没有避免投机失败直到破产的命运。改善了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economics)、后凯恩斯主义(Post Keynesian economics)等学派给金融理论的发展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在此空间之内，金融理论不断尝试着寻求新的突破。对于一个不直接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即使属于也是认知上的。我认为，任何经济理论必须能够正确指导实践，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活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现代金融理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无数的经济学家没有意料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理论体系的支离，理论结构的不完整，理论分析有失偏颇，一个不用数学公式表达的金融理论模型很难得到认同，以至于“伟大”的金融学家们不得不频频从数学家中间产生。
你问到，货币方程中流通速度放慢的证据是什么?此前，这个印象是近年来我从有关资料和报道中看到的，只是定性的。根据你的疑问，我查到了国家信息中心2000年发布的一组数据，供参考：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处在长期持续下降的过程之中，1996～1998年广义货币M2的流通速度(V2)每年分别下降7.3%、7.9%和7.4%，年均下降7.5%。1998年我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仅为0.76左右，因此，尽管1998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比1997年增长14.8%，增速适当，但是绝不能认为1998年我国广义货币流通量增长适当。实际上，1998年我国广义货币流通量仅比1997年增长6.4%，增速比最近8年来20%左右的广义货币流通量平均增速低了近14个百分点，严重偏低。1999年我国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继续下降，延续了1998年广义货币流通量增速严重偏低的趋势。
我没有查到2000年以后的货币流通速度资料，估计应该处于惯性延续状态，因为没有看到有关支撑性报道。
如你所说，我在上帖提供的货币增长方程，只是一个通用的表达方程。而在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中，中国人民银行是在货币交易方程MV=PY的分析框架支持下，依据事前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规划货币供应目标：将交易方程式两边取对数并微分，可得dm／m+dy／v=dp／p+dy／y，即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之和等于物价变动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和。实际计算中，物价变动率依据商品零售价格变动率推定，国民收入增长率取GDP增长率，而流通速度增长率依前些年度所得经验数据预测。据此，可推定M1(狭义货币)增长率，并以其为中心值，取定M2(广义货币)的增长率的变动范围。而实际上，目前常用的方法是，用名义GDP除以同一时期内的货币存量(即货币流通量)。因此，为了使测算到的值最大限度地接近实际值，就应该从GDP中减去存货部分，加上进出口差额。当年GDP加年初存货减年末存货，加净进口，这就是由本国货币所实现的交易额，这一交易额除以相应的货币流通量，就等于货币流通速度。这样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就更精确了。
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至少部分地成为同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未能明显地扩大有效总需求的重要原因，货币流通速度放慢也成为制约我国近年来积极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我国近年的经济实践，具体全面地分析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趋缓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我顺便提供你一个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从2001年7月份起,已经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修订后M2的统计口径为：M1+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就是说，央行调整了广义货币公式。其意义非常明显，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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