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

　　随着十六大的闭幕，中国新一轮人事调整拉开了帷幕。其中前“央行”行长戴相龙调天津工作尤为引人注目。国人大多只知道天津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却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天津的金融实力远胜于工业实力这一事实！从清末直至1928年以前，天津一直是中国的商业金融中心之一，在当时全国性的大银行中，天津的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的实力远超上海的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在北京)为了和当时的中央政府作生意，天津的租界内是外资银行林立。北伐胜利后，老蒋迁都南京，深知银弹威力的老蒋(军阀混战中，蒋公多次用“银弹”战胜对方的“子弹”，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手)明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将总行从北京迁往上海。由于首都南移，北四行也将总行迁往上海，此是上海金融业超越天津的肇始。初时，老蒋为了吞并“中国银行”，想以“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为诱饵进行吞并，但遭到了洞悉其奸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敖的反对，张以“中国银行”官股商股之比已达1：40，“中国银行”已成为一个民间资本为主的银行，不适宜担当“央行”的管理职能为由婉言谢绝。由于老蒋当时的根基未稳，只得令宋子文另组“中央银行”，可是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根本没有钱，只好靠发行公债充作资本金，组建“中央银行”，总行设于上海。后来由于老蒋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围剿红军，军费支出浩繁，只好让“中央银行”不断向外国银行借款、发公债来维持他的军事行动，纸币大幅贬值，引起了宋子文的不满，蒋、宋交恶，老蒋另委对他言听计从的孔祥熙接任。在老蒋组建“中央银行”三年以后，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国银行”的发币量和储蓄额仍远超“中央银行”，为了吞并“中国银行”这块肥肉，老蒋指示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入股“中国银行”，并撤换掉不听话的张嘉敖，“中国银行”遂为“四大家族”所控制。几乎与此同时，陈果夫、陈立夫在老蒋的授意下创建“农民银行”，总行也设于上海。再加上早先已被“四大家族”控制的“交通银行，至此，以“中、中、交、农”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此时的上海，金融实力超过了天津，天津的繁华遂不复存在矣！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上海的工业产值是天津的9.3倍，而到2001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只是天津的2.46倍，天津和上海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现在中央又调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到天津工作，说明了中央对天津的重视，说明了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调整，由过去十多年的全力发展上海，逐步调整到现在的全国各城市均衡发展。无疑，这样的政策更受全国人民的拥护，更有利于中国的富强！中国的重新崛起指日可待。

　　中央把管辖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的“央行”分行，设在天津，为什么不设在北京？北京是“央行”总行、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总部所在地，从管理角度，从办公效率来讲，管辖华北地区的“分行”设在北京无疑更合适。一来，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航空，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三省会城市的办公人员，到“央行”天津分行办事，大多要先经过北京才到天津，二来，一旦遇到“央行”天津分行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还要跑到北京的总行去请示，在京、津两地来回奔波，办公效率不如设在北京高。即便如此，中央仍把管辖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的“央行”分行，设在天津，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扶植天津的态度。另外，天津要比北京早三年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人民币业务。但问题是，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买帐？它们会不会只是把天津当成临时落脚点？毕竟现在讲究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正逐渐减弱。天津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