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辣子)

　　昨天是阴历七月十五。在所谓“鬼节”的晚上，我们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烧掉了一片森林。真的，不骗你，大家小巷到处是火光，如果你有眼就可以看到。我有些心疼，那些被烧的纸张虽然是再生的，其最初的原料也是木材啊，它应该有更好的用途的。

　　浪费资源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观念的陈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天津市民是缺乏个性的群体，如果你看到了某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你就差不多了解了几乎所有天津人的生活方式。譬如婚丧嫁娶，家家都一样，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由很多从众从俗的生活方式判断，天津人的生活是缺乏新意的，多是做给别人看，只要合乎风俗礼仪，便可主宾大悦。

　　当然，我承认，寄托哀思固然是无可指责的，如果反对寄托哀思，那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我们有理由万众一心地用同一种方式去寄托吗？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一定要在清明节那几天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地涌向同一个地方去一次次地体验拥挤吗？我们一定要在阴历七月十五的晚上到马路上去烧掉一片森林吗？早晨，街上由近而远满目的黑色灰烬让我感到又一次的心灵震撼，我感到我们的观念绝对大有更新的必要。而且，据说鬼节的烧纸并非出于寄托哀思，而是给死去的人送去一些“钱”，防止死鬼找上门来，这已经是迷信了。

　　据悉，南方一些城市中，市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分流“寄托哀思”的方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扫墓的时间挪到了清明节以外的公共假日，如五一或十一，甚至有些人干脆全家聚到一起去公园游园，代替去陵园扫墓的形式，因为亲人的骨灰已经深埋了，无墓可扫。至少他们的报纸上是这样说的，那是一种积极的引导。而天津的媒体多年以来在移风易俗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反而推波助澜，譬如介绍和褒扬增开专线运送人流去墓地的便民公交车。我不知道外地人或外国人看到这些会怎么想，会认为我们对亲人的感情笃深无比呢，还是认为我们坚持一种旧的观念而不肯变革？包括过年也是一样，在随着时代发展“年味”其实已经逐渐淡化了的今天，本地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制造年味、留住年味，似乎总是不想有所改变，在震耳欲聋的炮仗声中喋喋不休地述说着一年又一年的老日子。我总觉得，天津人似乎有意无意地试图用风俗来麻醉自己，掩盖缺乏个性竞争力的现实。

　　任何一种观念的变革都需要前驱者，如果鲁迅先生那一代留洋学生不带头剪掉辫子，可能至今我们还在拖着它，照样会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老顽固会谆谆教诲我们，他们尊重传统比尊重自己的性命还过分。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做那种反潮流的人物呢？从我在生活中(譬如婚丧嫁娶)不断挑战旧传统的历史来看，我应该是可以为我自己骄傲的。我母亲去世整十年了，我很怀念她，真的，每每都会落泪，但是我并非每年的清明节都去北仓扫墓，我嫌人多太乱。在这十年里，我也从来没有到马路上去烧纸，而我用自己的方式怀念母亲，我坚持认为这种私事是可以有个性的，不必从众。我每年都会在母亲节前夕用心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因为母亲节前后恰好是我的生日，在这个双重纪念日里怀念母亲，对于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纪念日里怀念亲人，而一定要在一个相同的日子里跑出去表演给别人看呢？我怀疑那不排除有表演的成分，因为怀念可以是独自的，可以是在家中的，甚至可以是在心里的，不必拘泥于某一种形式，何况有些形式并不是可取的，譬如在清明节的大风天里放火烧纸。

　　我是无神论者，我从不认为那些烧掉的“钱”会被母亲收到，母亲只活在我心里。因为不信有鬼神，所以我没必要为了不信的事去从众，如果明知是假的还要去做，那肯定就是表演了，以免被别人指为不孝。表演毕竟不违法，可问题是，做模做样孝敬死人的表演实在太多了，譬如在晚间游荡的那些吹吹打打的“送路”队伍，那种气氛颇有些扰民——你可以回家去哭啊，大半夜一群白衣人跪在马路上哭，小孩子看到会吓坏的。

　　即使是真的有神论者，又怎样呢？在新加坡，有次我问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们不给上帝磕头？上帝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他不像中国的神一样有个看得见的模样啊？基督徒说，主在我们心里看顾着我们，他可以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他，所以我们没有偶像崇拜，那些都是形式。我说，你们每个周日都要去教堂做弥撒吗？他说，不一定，如果忙不开，你可以不去，那不表示你不虔诚，只要主在你心里，形式都是次要的。但他说，但还是有很多人追求形式，那些追求形式里的人也不都是好人，连恶人也有，因为恶人并不真信主，他只能借助形式让人相信他是好人。我说，你们不管他吗？他说，信主的人不会计较别人的恶，因为神不会拯救那些不信的，他不会得救就是惩罚了。反正我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得知有神论者可以不追求形式，只要真信。而那些马路上烧纸的人，都是真信有鬼神的么？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