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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哲学的发展过程，哲人贡献是巨大的，推动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哲人思索的是整个世界以及思索本身，在这个大题目面前，个体是显得那么无力，要想作出那怕是微小的成绩也是不容易的。然而，人类就是这些看起来无力、甚至带有一些悲壮色彩的人们用看起来十分微小的成绩来推动着。
由于人的惰性，人们更乐于苟安于现状，不希望甚至害怕现状的改变，所以，稍有人跳出大众(或者说是庸众)的思维，人们便会惊恐不安，急欲安抚甚至除之而后快。“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郁郁不可终日，经众人开导，于是“舍然而喜”。杞人可算是一个哲人，他思索的不是个人和个体，他超出了这个范围，思考到了宇宙天体，考虑到了它的变化，考虑变化后的人类生存问题。杞人所考虑的是否毫无意义呢？试想，若再没出现像杞人这样的人，我们对宇宙天体的认识会达到现在的程度吗？现在，我们知道杞人所思的“天地”是存在“崩坠”的可能，也就是毁灭的可能，人难道要象驼鸟一样来对待危险和死亡了吗？我们嘲笑了杞人几千年之后，当西方的科学思想传播进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杞人所忧并非“杞人忧天”。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何尝不是“杞人”似的哲人呢，只是他们没有“舍然而喜”，开创了近代的宇宙天体学说。但结果却被一些“善意”的人们(樊蒂冈红衣主教)对其犯了“善意的错误”。
人的认识是渐进的过程，不存在跃变的可能。而且雏形的思想有时看起来是可笑的。柏拉图曾说“人是没长羽毛的两条腿的动物。”此说客观极了。不过，就有人拎着一只拔掉羽毛的鸡来质问柏拉图，试想，柏拉图当时也会哑然而对。这真有些不公平，思索的人辛辛苦苦考虑后的事情，竟被一些无所事事的人的灵机一动给否了，那些人大概还会欣欣然，甚为得意，自以为比柏拉图还要高明。嘲笑比批评的扼杀力更可怕，特别是对新领域的思索的嘲笑。新事物的生命力本来就是脆弱的。不对婴儿进行抚育甚至对其进行虐待来证明这个婴儿的生命力不强，有道理吗？其实，许多人都是愚蠢地对待新思想和新事物，并扼杀之，以此证明新思想和新事物的脆弱来进行否定，从而证明愚蠢的合理。
哲人思考的是超越个体和自身的，很少考虑个人的生存问题，他们更重视思索。大众(庸众)重视的是生存问题而不重视思索，这大概就是哲人与庸人的区别。
许多人都读过这么一则故事：
一哲学家乘舟过河，问船夫：“你学过历史吗？”，对：“没有。”哲学家说：“那么你失去了一半生命。”又问：“你学过数学吗？”对：“没有。”哲学家说：“你又失去了一半生命。”
不久，船触礁，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对：“不会。”船夫对哲学家说：“那么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此故事概是讽刺哲人的。该哲学家虽有几分愚腐，但也是可叹的，他懂得许多道理，却没有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或说是生存哲学，于是也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哲人站在历史的前列，是人类前进的探索者，他们的思索也是超前的，哲人的思想多不被当时的人们所接收，而显得孤独，孤独使人崇高，但这崇高却往往以死亡为代价。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疯子是我们的领路人
我们带着孩子
跟着疯子走向光明”
改变历史的人，在当时往往不被认同和理解，被看作是疯子，为世所不容。于是，更多的现象是，我们杀死疯子，让孩子跟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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