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河北区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区居委会刚开门，屋里就已经站了三四个人，一问都是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这时又有两个人走进居委会，工作人员小李上前询问，同样是来咨询的。小李有些为难：“按照‘规定’只接待前三位，您二位下周再来吧！”“我们是从河东区专程赶来的，就让我们在这儿等会儿吧。”接着，又陆续有人走进居委会。小李逐一进行了“劝退”，但也都被坚定地拒绝了。“贾老的家人嘱咐我们只让他接待三位。这可不是他耍大牌，全因为贾老只要看见有人来了，不管多晚多累肯定要帮人把疑问解了。所以，如果人太多，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不管怎么说，也是81岁的老爷子了。”小李跟我们解释了“限量”的缘由。正当这时，居委会里突然骚动起来，只见一位身穿黑色棉服、头戴贝雷帽的老人走了进来。“贾律师您可来了”，焦急等待的人们一下子围了上去。

初见贾维义，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位老人，和从他个人事迹报告会以及诸多先进人物颁奖典礼现场的照片上看到的不太一样。本以为他会是一位身高一米八以上，身形略魁梧，专为老百姓惩奸除恶的健壮老汉。而被人群簇拥着的贾维义，身高目测只有一米七多一点，偏瘦，有深深的眼袋，两鬓的白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尽管如此，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看起来仍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精神饱满，步履矫健，嗓音更是铿锵有力。

“实在对不起大家，来晚了。”贾维义一进屋便马上跟久等他的人们道歉，“刚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拦着我咨询法律问题，我说不行啊，有好多人等着我呢，结果还惹得对方不太乐意，说碰见了都不给解答解答。”贾维义无奈地笑了笑，便赶紧走进居委会专门为他准备的“老贾调解工作室”。“排在第一个的是哪位啊？”没做任何休息，贾维义带上助听器，开始了9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的每周六义务法律咨询工作。

贾维义是河北区司法局的一名退休干部。2006年，他和所居住的如皋里社区居委会商议决定将每周六定为义务法律咨询日，免费为邻居们解答法律疑问。这个“铁打”的“星期六约定”从9年前定下，就一直坚持到了今天。不过，要说起贾维义为街道社区邻里邻居在法律上做出的帮助，还得再往前推3年。

2003年12月，江都路派出所打算成立一个群众性的调解组织，帮民警们一起处理民事纠纷。有着几十年法律工作经验的贾维义便首当其冲成了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群众小法庭”的成员之一。虽叫“小法庭”，可它却对推进派出所工作以及缓解警民矛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才刚刚成立没多久，“小法庭”便迎来了第一起纠纷。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锅碗瓢盆、生活琐事在门与门间隔不足两米半的一层楼两户人家之间还是容易因误解与不宽容而引发“战争”。住在同一层楼的两位邻居老王（化名）和小赵（化名）平日里因为种种小事心中早对彼此产生了不满。这一次，两人又面对面地争吵起来。随着争吵的升级，两人厮打在一起。气急攻心的老王随手捡起脚边的砖头向小赵砸了过去，而年轻的小赵一个转身躲开了。躲过这一遭的小赵也不甘示弱，捡起刚险些砸到自己的砖头给予了老王“回击”。年长一些的老王可没有小赵的灵活身手，砖头径直地拍在他脑袋上。老王被砸伤住进了医院，两人的纠纷也闹到了派出所。老王向小赵索要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40000多元，小赵觉得不合理始终拒绝赔偿。民警调解了一个多月，一直没能解决。于是，案子便被转到了“群众小法庭”。

回忆起在“小法庭”接手的这起案件，贾维义记忆犹新：“当时那位受伤的长者索要的赔偿并不合理，我对他说你要什么赔偿就得拿出相应的证据。哪些没有证据，哪些钱就不该给你。”老王索要精神损害赔偿10000多元，贾维义说你这不属于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损，这个钱一分没有；老王又要营养费5000多元，贾维义说住院补助一天30元，你住半个月，只能给你450元；老王又拿出一厚沓打车票，要求赔偿看病的交通费，贾维义翻开老王的病例记录，并根据医院与老王家路程远近，一天一天核对，把不符合的一张张挑了出来……随着一项项检查和评判，赔偿金从40000多元降到了8000多元。面对严谨的法律条文规定，老王只好认同，而小赵也痛快地交出了赔偿金。这场持续了几个月的纠纷案件，最终在“群众小法庭”得到了有效解决。派出所既没因此事占用太多警力，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也没闹上正式法庭，避免了事件双方损耗更多精力和财力。

贾维义说：“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社区才能和谐。在‘群众小法庭’义务调解工作的经历使我意识到了让法治精神走进社区已迫在眉睫，知法、用法、守法、护法对维护一个社区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个念头，“周六义务法律咨询日”以及后来成立的“老贾调解工作室”便成为如皋里社区和江都路街辖区内七个社区的法律咨询和人民调解阵地，贾维义也成了这个阵地的守护人和宣讲员。

“过去水铺卖水，为了方便舀水，锅盖分成了两半。俗话说‘水铺的锅盖两拿着’，就好比您和您老伴的房产权，你们如果想把房产留给小孙子，去公证处立遗嘱时，就需要俩人都确认同意。”

2013年“老贾调解工作室”成立

杜奶奶（化名）是当天来找贾维义咨询的众多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她坐着轮椅，由助老志愿者推着送到居委会，一个八九岁样貌的小男孩一直陪在她身边。她说：“我今天是来咨询抚养、赡养和房产问题的。”今年65岁的杜奶奶和老伴带着小孙子一起生活，唯一的儿子多年来从未对他们二老尽过赡养义务，更没有对孩子尽过一丝一毫作为父亲的责任。现在他们连儿子住哪儿都不知道。杜奶奶和老伴身体特别不好，日常起居多靠才上二年级的小孙子打理，他们希望通过法律让儿子能回来照顾他们，尽尽孝。听了杜奶奶的讲述，贾维义先是安抚了老人的情绪，承诺会帮他们找律师，官司不用掏一分钱。不过，因为不知道杜奶奶儿子的住址和工作单位，贾维义告诉杜奶奶得先去查清楚，“不知道地址，即使告了，也没地方送通知书啊。”

知道了走司法程序这条路接下来的方向，杜奶奶心里些许有了底，但还有一个担忧一直缠绕在她和老伴心头。“我家房子是私产房，在老伴名下，我俩身体都不好，想尽快把继承权交给小孙子，怕万一哪天我们‘走了’，房子落到儿子手里，以后小孙子可怎么办啊？”“这个容易，去立个遗嘱就行。”贾维义还用“水铺锅盖两拿着”的通俗比喻为孙奶奶讲了做遗嘱公证时的流程。“不过，”话锋一转，贾维义并没有鼓励孙奶奶现在去做这个公证，“孩子还未成年，孩子父亲还是他的监护人，您不如等孩子成年了再去立这个遗嘱。现在您就好好养身体，看着小孙子健康成长，20年后再立也来得及。”“可我们身体不好，怕等不到那天……”“您看您比我还小十几岁呢，可不能这么想，我陪您一起等，20年后我来帮您找人办这件事儿。”儿子的不尽孝以及病魔的缠绕让杜奶奶对接下来的生活很是悲观，贾维义一边用法律知识为老人解疑，一边还要做心理疏导，可谓是用心良苦。

和为杜奶奶做法律解答的情况相类似，几乎每接待一位咨询者贾维义都要用去半个小时，有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整个过程中除去听咨询者讲述情况和提出疑问，其余时间贾维义几乎是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为了帮对方讲解清楚、分析明白，同样的话有时要重复很多遍。遇到咨询者文化水平不高或有难理解的部分时，贾维义还得举例子、打比方，想方设法把生涩的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故事。由于来进行法律咨询的人大多是遇上了难事儿，焦躁、沮丧、绝望的情绪难免会在交谈中不经意地表露出来。发现对方情绪不对，贾维义便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兼顾起法律顾问、纠纷调解员以及心理疏导师三重身份。

人们常说“法律无情”，然而从贾维义口中讲出的法律却处处充满人情味儿。惹上官司不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才是硬道理。贾维义用接地气儿的话语，让每一位走进“老贾调解工作室”的人在得到了专业的法律解答之外，更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而这“温度”也恰恰将人们与法律之间无形的“隔阂”打破，拉近了人与法的距离。

1934年1月生人的贾维义，即将迎来他81岁的生日。60多年前，年仅20多岁的贾维义还只是公安局的一名民警，对工作尽职尽责、表现突出的他屡次立功受奖。但随后动荡的岁月让贾维义不得已与公安工作暂时告别，被分到工厂成为了一名工人。1982年，贾维义重回公安司法系统，成为司法局的一名律师。转眼间到了退休年龄，贾维义仍不舍律师工作，以退休“不退岗”的形式继续将他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法律事业。而自从加入“群众小法庭”后，贾维义更是踏上了他义务普法的“长征路”。

9年时间，贾维义亲手书写的咨询记录有近百册

2006年至今，贾维义每周六义务为百姓进行法律咨询，9年时间里累积处理案件2000余件，接待群众800余人，亲手书写的咨询记录更有近百册。除此之外，贾维义还积极开展“送法进社区”、“送法进校园”等普法活动，举办法律知识讲座100多场，参与的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家长上万人，并被多所中小学聘为法制教育辅导员、法律顾问。如今，只要有社区或学校打电话过来邀请贾维义去讲座，他从不会回绝。他说：“有想了解法律知识的渴望是好事，我愿意走近他们，把与他们切身相关的法律讲给他们听，若能对他们起到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法律难题，就非常值得。”

以前，贾维义还有一部“法律热线”，社区发放的“法律服务便民卡”以及公告栏的“通知”上都会写有这部热线的电话号码。而如今，贾维义说热线已经不接了。“耳朵不行了，即使带着助听器电话里的声音也听不太真。有时有人打来电话，我也只能告诉对方有时间最好周六来居委会，我当面给解答。”

贾维义10多年来一直以领军者、带头人的姿态走在他的这条“长征路”上，也有很多年轻法律工作者跟随他的脚步走上义务普法道路，而他奔波于社区和学校的忙碌身影以及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问、化解法律纠纷时清晰的条理和严谨的话语，总是容易让我们忘却他已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

采访当天，贾维义正为一名来访群众解答法律疑问，居委会工作人员小李敲开了房门：“贾老打扰一下，您老伴来电话让我们提醒您吃药。”“哎呀，又忘了，”贾维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放着红色白色大小不一的一些药片，“抱歉，稍等一下，我先把药吃了。”贾维义说，几年前他得过脑栓塞，心脏也一直有问题，还曾经因为腰间盘突出杵过几个月的拐杖，身上大大小小的病有不少。有些病医生不愿意跟他透露太多，他也跟我们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我看吃的那些药反正都是治疗癌症的。”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当我们问他有没有过周六身体不舒服不想来居委会给大家做咨询的情况时，贾维义回答：“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有；不来的情况，没有。”“有的人早上5点不到就来居委会门口等着，有的人是从市内六区、四郊五县甚至北京赶来的，也有时候一天能来40多人，一直解决到下午三点还结束不了。说不累，那是假话。累是累，但这么多人等着我，需要我帮忙，即使有些不舒服能忍也就忍了。”

贾维义，“维”护正“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一辈子把“法”字放心间，用公正做天平，答疑解惑，化解纠纷，把群众的利益视为最宝贵的东西。贾维义说这条“长征路”还得一直走下去：“我还得继续学习啊，得与时俱进！”这条路或许并没有尽头，贾维义要用一生去走，而在他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年轻律师、年轻司法人也定会继往开来，将法治精神继续传承下去。社会和谐才是法治精神的最终归宿。（北方网新媒体记者杨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