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从天津到九江，查查还有票吗？”2015年1月13日一大早，袁晔的手机又收到了一条“求票”短信，对方这两天要暂时离开宝坻，想在临走前把车票拿到手。看到信息，袁晔立马招呼小伙伴们登陆火车票订票网站进行查询。“只有‘无座’票了。”“没有座位可不行，赶紧把信息发给大家，一起帮忙盯着。”

今年这个冬天，对于宝坻的众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似乎要比往年“温暖”许多。他们不用再守着火车站售票窗口冻上几天几夜，也不用跑遍宝坻大大小小正规或不正规的火车票代售点，更不用为一张车票多花上几十元，甚至有时加钱也买不到。2014年年末，有7个“90后”年轻人决定承担起帮宝坻农民工“搞定”返乡火车票的艰巨任务。于是，一张小小的车票不再是挡在天津与家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高山”，反倒成为一条“康庄大道”，让游子们能载着归家的迫切之情轻松返乡过大年。

“从2007年去山东上大学开始，8年间几乎每年我都要和‘春运’斗智斗勇”，在宝坻区北城路宝坻二中附近的一处很小的门脸房里，我们见到了袁晔。袁晔是这场“义务订票”活动的发起人，1990年出生的他也是这支“90后”订票队伍里的大哥哥。2007年，17岁的袁晔离开家乡甘肃平凉到山东菏泽读大学，从那年起，他便开始和“春运”相识，也见识到了“春运”一票难求的可怕形势。到火车站排队，去代售点订票，甚至找票贩子花高价买票，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办法他都试过。赶上运气不佳时，他回家本来只倒一趟车的路途，就会变得一波三折。汽车火车交替倒个三四趟或奔波于多个城市乡镇，这样的经历对袁晔来说早已不再陌生。一次返乡途中在西安倒车时被小偷用刀划开背包窃走数千元学费的惨痛经历，袁晔每次回想起来心里都特别别扭。“每年‘春运’跟打仗似的，人不丢了就是好事。”袁晔苦笑着无奈地说。

2011年，铁路部门推出了网络订票，袁晔便将“战场”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快到放票时间就得打开页面盯着，一到点就马上抢。即便这样，有时还是会出现不等你抢就显示‘无票’的情况。”不懂什么刷票技术，更没有传说中的“抢票利器”，袁晔在网上订票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随时盯着呗，有时有退票的，或者换换时间、换换站点，多试几次基本上问题不大。”虽然不容易，但和从前大冷天到处奔波寻票的经历相比，袁晔说：“已经很幸福了。”

大学毕业后，学中文的袁晔结束了在石家庄一所私立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实习工作，辗转到了天津宝坻，在一家文化公司做了一名文员。初到宝坻，举目无亲的袁晔加入了一个老乡QQ群，也结识了来自甘肃以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在宝坻打工的朋友。在QQ群里，朋友们谈着理想、聊着生活，而每年一进入12月大家的话题就会不约而同地变成了“春运”。“大部分老乡顶多是会聊个天、打个游戏，根本不知道还能网上订火车票，更别提网银支付了。”于是，袁晔便成了老乡们的“火车票代理人”。一年“春运”接着一年“春运”，找袁晔帮忙订票的人由老乡变成了老乡的工友、老乡的工友的邻居、老乡的工友的邻居的工友……越来越多的人找这个“熟人袁晔”订火车票，而袁晔也意识到原来在宝坻还有那么多外来务工人员正在为回家的车票发着愁。同样漂泊在外、也曾和一张小小车票较劲过很多年的袁晔，对这种“愁”实在感同身受。“干脆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不会上网买车票，我就来帮他吧，反正也是举手之劳。”这便是发起这场“义务订票”活动最初也是最简单的想法。

2014年12月初，有了帮外地农民工义务订火车票这个想法后，袁晔找来党娜、吕杰、刘亚艳等6个好朋友一起商量。因为都有过订票赶春运的经历，大家一拍即合，决定要把这件事儿做起来。到底这件“好事儿”该怎么做呢？其实袁晔和小伙伴们心里也没有主意。能有人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给他们吗？从哪儿走、哪天走、硬座还是卧铺，这些能不能灵活调整？最重要的是，车票钱该怎么交呢？幸好，这几个问题在当初决定做的那一刻并没有太困扰袁晔他们。尽管几个人之前都没有做公益的经验，但就单凭着一颗感同身受的心，他们便开始了这次公益行动。

当然，袁晔也说他们并不是什么都没考虑，关于“车票钱”他们还是挣扎过一下。起初，他们商量着打算先预收20%的火车票钱，为此还做过简单的“调研”：他们先是向一位农民工说了打算义务订火车票的想法，还没等提预收车票钱的事儿，对方就质疑说：“这不是天上掉下了大馅儿饼吗？能有这好事儿？”没办法，他们只好又把已到嘴边的“20%车费”生生咽了回去。“不收钱，还以为是骗子呢！再收钱，那不更被当成骗子了吗？”就这样，他们干脆决定，在农民工亲手取到火车票之前，全部费用都由他们7个人先行垫付。

位于宝坻二中附近的订票点

2014年12月12日，这个大多数“90后”都守在电脑前，等着各大电商的特价秒杀，享受着“双12”疯狂购物喜悦的日子，袁晔和他的“90后”小伙伴们暂时抛开电脑，为了能帮更多农民工订车票，他们开始一门心思地忙活起来。首先，他们得有个固定的“订票点”。作为“小伙伴”之一的党娜在宝坻二中附近有个自己开的小门脸，他们用了8张打印纸，每张打上一两个字，拼凑了个看起来有些简陋的“牌匾”——“免费为外来务工人员代购车票”，用胶条贴在玻璃门的最左侧。有了“牌匾”，这场公益活动的“大本营”算是建成了。不过，“守株待兔”不是好办法，他们决定走出去，到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企业、工地、居住区做做宣传。宣传得有工具，袁晔他们又每人拿出500元，凑了几千块钱，印制了一万多份宣传单，还做了宣传板和海报。等准备工作就绪，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工了，按袁晔的话说：“现在做这件事儿其实已经有点儿晚了。”

站在工业园区、各大企业门口向来往员工发宣传单；走进建筑工地跟工人们详细介绍活动的来龙去脉；到居住区一家一户敲门，或干脆像塞小广告一样把宣传单塞到门缝里……折腾了好几天，宣传单发出了一大摞，表示需要订票的人也有不少，但当下就决定找他们帮忙的却一个也没有。大家几乎都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这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虽然“被怀疑”这件事儿，袁晔前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一分钱都不用掏，甚至连车票钱都帮你先垫上了，怎么就没人愿意相信呢？”袁晔还是有点想不通。

他们去到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方发放宣传单

一连等了四五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走进了袁晔和小伙伴们的“大本营”。这个人叫郭文，来自陕西渭南华县，今年59岁的他到天津打工两年了，岁数大又没什么文化，根本不知道还可以通过电脑买火车票。去年，为了买到一张返乡车票，天还没亮老郭就跑到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冻了好几个小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排到自己，却被告知已经没票了。老郭无奈却又无他计可施，只得第二天再更早一点去火车站重新排队。最后排了三天才好不容易买到车票。今年，他依然按“老办法”去火车站排队，可这次，排了好几天始终买不到票。彻底没辙了的老郭，想起曾经看到过自己打工的幼儿园斜对面有家门脸贴着的免费帮忙代购火车票的通知，便决定推门进去问问。听了老郭的情况，袁晔立刻上网帮他查了从天津到西安的火车票，可惜也是显示“无票”。“没关系，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买到票。”记下订票信息，袁晔让老郭回去等消息。这一天，袁晔和小伙伴们一直死守在电脑前，时不时地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退票的情况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天下午，他们就帮老郭抢到了一张2月13日开往西安的T58次列车的硬卧票。排了好几天队也没买到的票，在袁晔他们的帮助下不到一天时间就搞定了。收到这个好消息，老郭高兴坏了：“太感谢了！可帮了我大忙！”再过不到一个月，老郭就将踏上火车，舒舒服服睡着回家过年了。老郭还说：“以后过年再不用自己买票了，等定好哪天回宝坻再找袁晔他们帮我买回程的票”。

随着第一单“义务订票”的成功，陆续又有人打来电话、发来信息或者直接上门来订票。而袁晔与小伙伴们也还在继续做着宣传，加上成功拿到票的农民工一传十十传百，订单越来越多。可就在袁晔和小伙伴怀着一腔热血，忙得热火朝天时，一通电话让他们惊觉：或许，是该暂时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了。来电话的是一个来自合肥的农民工，他说几天前曾打过电话让帮忙订票，可一直没有消息，不知道订上了吗？对于这个“订单”，袁晔一点印象也没有。他们赶紧找来记录订单的几个本子，一片儿一片儿地翻。果然，在一页上潦草地写着这条求票信息。袁晔这才意识到：只靠热情，却没有规范，说不定会把事情干砸。一直以来他们基本是随手抓个本、拿张纸就把信息记上了，“信息不会少，但写在哪了，不容易找，也会有遗漏；哪个订完了，哪个还没订，有时也容易乱。”于是他们决定立些规矩，例如打印专用的“订票登记表”，所有订票信息都统一填在表里；例如订票的钱只能是他们7个人来垫，即使还有其他愿意义务加入进来帮忙订票的朋友，也只让他们帮忙抢票，不负责支付；例如在分配任务量上，会根据大家的时间、手中还未完成的订单数量、订单难易程度等合理安排……袁晔说，忙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一二百人的求票信息，即使到了现在每天也有四五十人找他们订票。多亏有了规范的流程和制度，持续一个多月的义务订票行动一直还算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袁晔和小伙伴们也从“毫无经验”变得“考虑周全”。

“到现在已经成功订票1640单，还有680单正在努力抢票中。”袁晔向我们做介绍时，话里话外透露着一股自豪劲儿。在他们看来，这不是简单的2000多张求票订单，而是来自2000多个陌生人的信任。然而，更让袁晔欣慰的是，当初垫付车票钱的决定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后悔或者经济受损，更没有辜负他们对农民工们的信任。截至目前，取到票的农民工均已把钱如数交还给他们。

如今，来订票的农民工越来越多

12月20日，来自东北的农民工李志星走出宝坻火车站售票处，蹬着自行车沿着广东路一路向北，这条路不是回工作单位的，而是通往袁晔和小伙伴们的订票点。几天前，袁晔帮李志星订到了回沈阳的火车票，但由于单位迟迟决定不了什么时间发工资，甚至有可能拿不到工资、回不了家，李志星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先把车票退了。他拿着身份证去到火车站，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说，退票会产生十元左右的手续费，因为是通过网络订票，钱会原路退回，手续费则直接扣除。“人家本来就是义务帮忙订票，不能再替咱掏手续费啊。”李志星第一时间将十元钱送还给了袁晔他们。虽然只有十元钱，但却承载着彼此沉甸甸的信任，也正是这份信任给予了袁晔和小伙伴们把“义务订票”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和动力。

如今，宝坻的大多数农民工都知道这几个热心肠的“90后”年轻人，不少人也和他们成为了朋友。在和农民工聊天的过程中，袁晔还了解到，除了春运，每年五月底到六月中旬，有不少农民得回乡收麦子，而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工人则是差不多过了十月就不再干活，准备回家了。袁晔和小伙伴们商量决定把这次为“春运”而发起的义务订票活动变成一个长期的订票服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帮忙订票。”袁晔说。

尽管名气越来越大，订单数量也增加了很多，但袁晔他们已经不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身后有一支到目前已经43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志愿者”队伍，这些志愿者既有上班族也有大学生，他们都是看到了袁晔和他小伙伴们的义举而自愿加入进来的。

离春节还有段日子，袁晔和小伙伴们还将继续深入工地、火车站、超市、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做宣传，让更多有需要的农民工知道他们，从而帮更多人订到返乡车票。袁晔说，以后他们还要成立一个正规的义务订票组织，也欢迎更多会上网订车票、愿意帮助农民工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北方网新媒体记者杨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