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5年4月5日，本市实现遗体捐献累计521人

今年清明节，赵永华和往年一样到蓟县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园参加悼念活动，园中的“奉献碑”上镌刻着本市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名字。赵永华用手指着、细数着。作为遗体捐献宣传员，碑上521个名字中有三分之一是他熟悉的；而作为遗体捐献志愿者，总有一天，他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

在红桥区佳园北里一处不足30平方米的单元房内，我们见到了再过4个月就满70岁的赵永华。走进这“一间屋半间炕”的小房间，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在右手边的墙角里平行摆放连成简易的条案，条案上整齐排列着43个装满手写资料的文件夹，一部电话、一个老年人专用的大按键手机也放在上面。这里是“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服务小组”的“根据地”，也是小组创建者、组长、遗体捐献志愿者赵永华的家。

赵永华不足30平米的家至今还要每月上缴房租

“当年打算捐献遗体纯粹是为了省钱。”谈及“遗体捐献”这个老百姓只曾听说却不熟悉的概念，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赵永华的理由很简单。1993年夫妻二人双双下岗后，赵永华一家4口人，月收入总共才有420元，日子过得很是拮据。1998年，一次在媒体上看到关于遗体捐献的报道后，赵永华与妻子俩便有了也把自己捐献出去的想法。“殡葬花费省下来，给儿女留着，多好。”赵永华说。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天津就开展了遗体捐献工作，然而直至1998年赵永华准备把捐献的想法付诸实践时，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找到遗体接收单位，赵永华跑遍了市里所有医院，却没有一家可以接收。最终还是天津医科大学答应帮他办理捐献申请。为了避免“一时冲动”，学校老师给赵永华详细讲述了遗体捐献的知识、用途、意义，并带他参观了学校的“生命意义展室”，介绍了老校长、天津遗体捐献第一人朱宪彝的事迹。原本装在心里浅层位置的简单初衷，随着对遗体捐献的深入了解，开始在赵永华的认识中扎根，也更坚定了他要捐献的念头。

然而，光老两口自己愿意，这事儿还办不成，必须有家属签字。赵永华有一儿一女，听到父母想捐献遗体，孩子们强烈反对。为了能做通子女的思想工作，赵永华和妻子便和孩子们打起了“拉锯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一劝就是4年。4年间，来自四面八方的“难听话”始终在赵永华耳边响个不停：“甚至有人说我们是穷疯了，要卖器官挣钱。”“不听就不别扭，不别扭才能做下去”，赵永华把耳朵堵上，心一横，谁也动摇不了他。

做了志愿者，又当了宣传员，赵永华开通捐献热线，帮人们解答捐献疑问实现捐献心愿

2002年3月31日，赵永华清晰地记着这个日子，他和妻子终于完成了捐献遗体的公证。公证做完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服务小组”的牌子也被他挂在了家门口。经历了想捐无门、不被理解等辛酸事儿，赵永华决定做个宣传员，帮想了解的人做介绍，帮想捐献的人实现心愿。接听热线、印表送表、带领公证、定期家访、临终关怀、完成捐献……原本只是为了“省钱”，可如今，赵永华却往里着实搭了不少钱。去年春节，正赶上下大雪，赵永华接到汉沽一个捐献者去世的消息，他穿戴严实站在路边等了半天也拦不到车。等终于打上车，到了汉沽，赵永华才发现打的费竟要200多元。这些钱，没人补给他。生活中习惯随手捡拾废报纸、空水瓶为了卖掉省俩钱的赵永华，做志愿宣传员花钱却从没心疼过。

在外人眼里，赵永华是个有着一腔热忱、待人真诚、对事负责的人，而他自己却说，做这些事儿全当“玩儿”。而在这13年“玩儿”的过程中，赵永华却做了很多“不容易玩儿”的事儿。 2006年之前，遗体捐献者做每项公证都需要交200元公证费，赵永华觉得不合理：“本来就是奉献，做好事儿，怎么还要收这么多钱呢？！” 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性格并不圆滑的赵永华拍过司法局的桌子，摔过相关部门领导的电话。他像“串门”一样天天去争取，终于在2006年12月21日，司法局对全市各公证处提出要求：即日起办理捐献遗体、捐献眼角膜等公益性捐赠行为公证一律免费。

赵永华“玩儿”出了好结果。

9年前，9岁女孩刘晨患上了脑癌。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她拥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却看不见整个世界。2007年3月13日，在广播中无意间听见关于天津市急缺眼角膜捐献志愿者新闻的小刘晨，有了要把自己眼角膜捐献出去的念头。为了实现孩子的心愿，刘晨的妈妈马艳拨通了赵永华的电话。这是赵永华接触到的最小的捐献者。“这事儿别想这么早，给孩子打击太大，咱要努力治病，让孩子活下去。”赵永华把马艳劝了回去。然而，随着孩子病情的恶化，马艳再次找到赵永华。

“赵爷爷，我跟我妈说了，她同意了。”小刘晨亲切地称呼赵永华为“赵爷爷”，“等我死了以后，我要捐角膜，您看行吗？”赵永华被这个心地良善的小姑娘感动了，协助她办理了捐献手续。“你有这个想法特别好，但现在先放一边，大夫说了，能治好，你得好好治病。”赵永华像哄自己孙女一样安慰小刘晨，可事实上医生早已告知大人们：孩子的时间不多了。

赵永华是唯一被允许在捐献者进行角膜捐献时在场的人

2009年9月25日，赵永华接到了刘晨去世的消息，他和医科大学眼科中心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272医院。因为肿瘤，小刘晨的额头突出有拳头大小，脸上的血管显露在外，让人看得心里难受。很快，比绿豆皮儿一半还小的角膜被取了出来。“微笑女孩”化作天使飞走了，而剩下的失独父母却被留在了悲伤里。为了帮刘晨妈妈马艳尽早从失去孩子的痛苦走出来，赵永华联系了万全小学，让她到学校里做课外辅导员。每天有那么多孩子陪在身边，马艳逐渐坚强起来。

在赵永华看来，做遗体捐献宣传员，不是简单地让对方在申请表上签字了事，而是要有温度的感情沟通。

赵永华将每个捐献者视作自己的亲人

“签了申请表，做了公证，工作并没完，对所有捐献志愿者，我都会定期去做家访。年长的当做爹妈，同龄的就都是兄弟姐妹。”以真心换真心，用“交感情”的方式让陌生人变熟悉。13年的时间，赵永华拥有了上百位无血缘关系却以生命想托付的“亲人”。可也正是这特殊的“亲人”身份，“告别”不断上演，平均每个月都要送走一位死者，有时甚至一个月要送走三四位。

“总是接到‘亲人’去世的消息，心里不难受吗？”这份宣传员的工作，让旁人看着感觉“压抑”。

“不能光难受，我还得想着赶紧去帮忙把最后一步捐献的事做好。作为申请遗体捐献的人心里都清楚，死后不等于在社会上终结了，还能发挥作用。”赵永华平静的表情背后似乎有颗超乎常人的强大心脏，“别人托付给你他最后的心愿，绝对不能办砸了。”可其实，这位身高只有1米65的古稀老人胸膛里砰砰跳动的心和你我都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份真情。

“他们能说句‘老赵，不枉我托付给你，好样的！’，我就知足了。”

“等将来我死了，与那些先走的‘亲人们’见面了，他们能说句‘老赵，不枉我信任你，好样的！’，我就知足了。”厨房炉灶上烧的水开了，赵永华连忙起身去关火。这是他必须要做的。水开了，火灭了，又能再沏一壶好茶。温暖延续着，直到心田。（北方网新媒体记者杨奕）